1044 逃“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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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路无疆-1044逃“学”
轮到曾省长发言的时候,他说:“增加这样一个机构无实在性的意义。第一,省委有研究室,职能大同小异,没必要。第二,中*央一再要求地方精简机构,我们却要增设,与上面的要求相违背,没理由。第三,新增这样的机构,在既无意义,又无必要,还没有理由的情况下,还要让省财政一年多拨出几百万经费,没道理啊。”
他一人持反对意见,万东良有点为难了,“曾省长说的有道理,但大多数人都赞同,你看是不是……?”
在常委会上,省委书记盯着省长这样说,有点逼其就范的味道。你要是不答应的话,那可以违背大多数的意愿啊,用心实在险恶。
曾家辉却不以为意,淡淡的道:“我可以直言不讳的说,大多数同意并不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,只是不好意思说罢了。其实这也不重要,我只是发表一下个人的意见,决策权在省委常委会上,怎么决定我都接受。但我记得列*宁同志说过,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。而且希腊的柏拉图也说,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。我的意见讲完了,万书记定吧……”
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?
曾省长一个人的意见,倒是把所有常委将了一“军”,包括万东良在内,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了,要是上面今后追查新增机构一事,真还有点说不清楚了。
决定者可是要对此负责的。
万东良想了一下,违心的道:“曾省长提的建议很好啊,我看这事先搁置下来,以后再说吧,暂时确实也没有增加这个咨询中心的必要。”
就这样,曾省长一个人的意见,竟然把这事搅黄了。
会议的第二天,许多人都知晓了其中概况,不少人都惊叹,这省长一个人的意见竟然让常委会其他同志都赞成的事落了空,还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。
万东良也不愿让人对曾家辉产生这种感慨,但他不得不放弃,如果这位从京城来的省长一个小报告打上去,恐怕这机构的事还没正式落成,已经有领导让自己作说明了,那会因小失大。
谁会干这种蠢事?
近一段时间以来,省政府办公厅及政府职能组成部门的人人自危之后,都开始了自觉加强言行约束,工作作风大为好转。
王与民的赔偿一事,也在几省的协调下,由法院出面,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,肇事驾驶员再次支付了二十八万多元的相关费用,加上先前赔偿的十几万,算是补足了四十万的赔偿要求。
也许是因为这一事的影响,知道的人多了,一些人就想着直接找省长上f了。
这在曾家辉的意料之中,亲民的一个不好处理的问题,就是百姓不管大事小事,只要一遇解决不好,或者解决不及时,就想到越级找上面的领导了,尤其是自己开了先河的接待,后面多着呢。
对此,曾家辉也有自己的办法,他定了一条规则,让报纸和电视都宣传了出去:每周五上午为省长接待日,凡事觉得自己需要直接面见省长的,皆可以提前与省信访办预约,由他亲自在周五上午接见。
这第一个周五上午预约接待的人叫苏中平,还有点特别,因为他说自己是一名残疾退伍军人,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自卫反击战中受过脑震荡,就是这样一位人士,却因为上f之事,被下面的东营市经常拉去“学习班”洗脑,最后受不了,他开始了长达一年的逃亡生活。
他见到曾家辉后说:“我曾经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,流血流汗,没有一次流过泪。可是,进过这个‘学习班’后,我是害怕了,经常做梦都是自己拼命地跑,后面一直有群人追赶,我跑得喘不过气来,简直就想一死了之了。”
苏中平说,他一年来经常被这样的恶梦惊醒。
“你进的什么样的‘学习班’?”
曾省长对这事倒真不知情,故此一问。
苏中平心有余悸的说,“凡是我们市里有过越级上f记录的,或者经常上f的人,一遇到重要节日,或者上面有什么重要会议的时候,市里就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到一起‘学习’…….”
“你说在外躲逃了近一年?”
曾省长实在想不明白,为了躲一个“学习”,至于吗?
自己以前也逃过学,但还没这么严重的害怕情况。
苏中平慢慢的讲述,他因为上f被抓进“学习班”学习,几次之后,他就从“学习班”逃出来,然后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流亡生涯,他告诉曾省长,一年来他不止一次的流泪,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颠簸的生活。
“你为啥事上f呢?”
“这事说来话长啊。”
苏中平讲述,他因为房改的房屋被原单位收走,于是就到市政府上f,未果之后就到省政府跑了两趟,再后来还去过一次京城。就是这样,他没想到的是原本维护自己权益的上f行动让他变成了流亡者。一年前他所在的县人民法院法官和一名法警找到了他,说让他到法院去解决房子问题。可他上车后,他发现车并不是往法院方向开的,而是直接被送进了郊外的一个高墙大院里,一名保安搜走了他的手机、通讯录、残疾人证、钱包,甚至抽走了他身上的皮带。
他被保安带进了一个房间,里面一张床、一床很薄的被子,铁门,没窗户,门上有个洞,用来递饭菜。保安告诉他:写保证书,不要再去上f。然后铁门“咣当”一声就关上了。
曾家辉听着就皱眉,这哪里是“学习班”,简直就是进了看守所啊,“你在里面怎么度过的?”
“艰难。”
苏中平向曾省长描述了他在“学习班”被隔离的生活状况,一个人在房子里,上头有两盏日光灯没日没夜地亮着,一日三餐,每次一小碗,早上吃的是山芋粥,稀得像水一样,山芋是两头的老筋,中饭和晚饭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饭,再加点白菜,一天只给一次水。一次,他问保安要水喝,却引来一顿打。有好几次,他一边吃,一边流着眼泪,因为他实在咽不下去。这些在家里都是给猪吃的食物,在里面却是他的生命保障,不吃只能饿死。一天被允许上两次厕所,每次都有两个保安紧紧跟着。在大院里还关了几个老太婆,但都不能互相接触。压抑和孤独让人抓狂,他只好在房间里跑步来打发时间。
曾省长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,“能跑步?”
苏中平点头说:“每天至少跑20公里,每跑一公里,我都会刻在白墙上。”他还说,他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打击,觉得这日子实在没意思,想过撞墙自杀。回忆起那十多天的生活,苏中平痛苦地总结说,“度日如年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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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路无疆-1044逃“学”
轮到曾省长发言的时候,他说:“增加这样一个机构无实在性的意义。第一,省委有研究室,职能大同小异,没必要。第二,中*央一再要求地方精简机构,我们却要增设,与上面的要求相违背,没理由。第三,新增这样的机构,在既无意义,又无必要,还没有理由的情况下,还要让省财政一年多拨出几百万经费,没道理啊。”
他一人持反对意见,万东良有点为难了,“曾省长说的有道理,但大多数人都赞同,你看是不是……?”
在常委会上,省委书记盯着省长这样说,有点逼其就范的味道。你要是不答应的话,那可以违背大多数的意愿啊,用心实在险恶。
曾家辉却不以为意,淡淡的道:“我可以直言不讳的说,大多数同意并不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,只是不好意思说罢了。其实这也不重要,我只是发表一下个人的意见,决策权在省委常委会上,怎么决定我都接受。但我记得列*宁同志说过,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。而且希腊的柏拉图也说,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。我的意见讲完了,万书记定吧……”
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?
曾省长一个人的意见,倒是把所有常委将了一“军”,包括万东良在内,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了,要是上面今后追查新增机构一事,真还有点说不清楚了。
决定者可是要对此负责的。
万东良想了一下,违心的道:“曾省长提的建议很好啊,我看这事先搁置下来,以后再说吧,暂时确实也没有增加这个咨询中心的必要。”
就这样,曾省长一个人的意见,竟然把这事搅黄了。
会议的第二天,许多人都知晓了其中概况,不少人都惊叹,这省长一个人的意见竟然让常委会其他同志都赞成的事落了空,还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。
万东良也不愿让人对曾家辉产生这种感慨,但他不得不放弃,如果这位从京城来的省长一个小报告打上去,恐怕这机构的事还没正式落成,已经有领导让自己作说明了,那会因小失大。
谁会干这种蠢事?
近一段时间以来,省政府办公厅及政府职能组成部门的人人自危之后,都开始了自觉加强言行约束,工作作风大为好转。
王与民的赔偿一事,也在几省的协调下,由法院出面,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,肇事驾驶员再次支付了二十八万多元的相关费用,加上先前赔偿的十几万,算是补足了四十万的赔偿要求。
也许是因为这一事的影响,知道的人多了,一些人就想着直接找省长上f了。
这在曾家辉的意料之中,亲民的一个不好处理的问题,就是百姓不管大事小事,只要一遇解决不好,或者解决不及时,就想到越级找上面的领导了,尤其是自己开了先河的接待,后面多着呢。
对此,曾家辉也有自己的办法,他定了一条规则,让报纸和电视都宣传了出去:每周五上午为省长接待日,凡事觉得自己需要直接面见省长的,皆可以提前与省信访办预约,由他亲自在周五上午接见。
这第一个周五上午预约接待的人叫苏中平,还有点特别,因为他说自己是一名残疾退伍军人,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自卫反击战中受过脑震荡,就是这样一位人士,却因为上f之事,被下面的东营市经常拉去“学习班”洗脑,最后受不了,他开始了长达一年的逃亡生活。
他见到曾家辉后说:“我曾经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,流血流汗,没有一次流过泪。可是,进过这个‘学习班’后,我是害怕了,经常做梦都是自己拼命地跑,后面一直有群人追赶,我跑得喘不过气来,简直就想一死了之了。”
苏中平说,他一年来经常被这样的恶梦惊醒。
“你进的什么样的‘学习班’?”
曾省长对这事倒真不知情,故此一问。
苏中平心有余悸的说,“凡是我们市里有过越级上f记录的,或者经常上f的人,一遇到重要节日,或者上面有什么重要会议的时候,市里就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到一起‘学习’…….”
“你说在外躲逃了近一年?”
曾省长实在想不明白,为了躲一个“学习”,至于吗?
自己以前也逃过学,但还没这么严重的害怕情况。
苏中平慢慢的讲述,他因为上f被抓进“学习班”学习,几次之后,他就从“学习班”逃出来,然后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流亡生涯,他告诉曾省长,一年来他不止一次的流泪,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颠簸的生活。
“你为啥事上f呢?”
“这事说来话长啊。”
苏中平讲述,他因为房改的房屋被原单位收走,于是就到市政府上f,未果之后就到省政府跑了两趟,再后来还去过一次京城。就是这样,他没想到的是原本维护自己权益的上f行动让他变成了流亡者。一年前他所在的县人民法院法官和一名法警找到了他,说让他到法院去解决房子问题。可他上车后,他发现车并不是往法院方向开的,而是直接被送进了郊外的一个高墙大院里,一名保安搜走了他的手机、通讯录、残疾人证、钱包,甚至抽走了他身上的皮带。
他被保安带进了一个房间,里面一张床、一床很薄的被子,铁门,没窗户,门上有个洞,用来递饭菜。保安告诉他:写保证书,不要再去上f。然后铁门“咣当”一声就关上了。
曾家辉听着就皱眉,这哪里是“学习班”,简直就是进了看守所啊,“你在里面怎么度过的?”
“艰难。”
苏中平向曾省长描述了他在“学习班”被隔离的生活状况,一个人在房子里,上头有两盏日光灯没日没夜地亮着,一日三餐,每次一小碗,早上吃的是山芋粥,稀得像水一样,山芋是两头的老筋,中饭和晚饭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饭,再加点白菜,一天只给一次水。一次,他问保安要水喝,却引来一顿打。有好几次,他一边吃,一边流着眼泪,因为他实在咽不下去。这些在家里都是给猪吃的食物,在里面却是他的生命保障,不吃只能饿死。一天被允许上两次厕所,每次都有两个保安紧紧跟着。在大院里还关了几个老太婆,但都不能互相接触。压抑和孤独让人抓狂,他只好在房间里跑步来打发时间。
曾省长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,“能跑步?”
苏中平点头说:“每天至少跑20公里,每跑一公里,我都会刻在白墙上。”他还说,他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打击,觉得这日子实在没意思,想过撞墙自杀。回忆起那十多天的生活,苏中平痛苦地总结说,“度日如年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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