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05 一语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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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路无疆-1005一语中的
周权想了一下,“也就是五六天前的事吧。”
“哦?”
曾家辉明白了,那个时间正是调查组进驻三江省的时候,看来就是在整治非法雇佣劳动用工和打击“黑砖窑”专项行动进行督察和指导之际,下面的黑砖窑倒是“放人”及时,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情?
“所以你就真的能走了?”
“嗯,可刚出厂里,就有人上门查砖窑了,我们就被带了过来。”
原来如此!
看来窑主们还真是得到了消息,只是消息略偏晚了一点点而已。
几天来,石城县委宣传部已经记不清接待了多少批记者。石城县瞬间成为全国的新闻热点,整个宣传工作甚至一时无法反应过来。
“其实石城县的砖窑并不是三江省最多的。”
在调查组面前,石城县委书记高原明略带委屈地告诉曾家辉,“目前全县的砖窑,不论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,都在停工整顿。”
引发此次事件的砖窑,就是曾家辉卧底的那个处在石城县一个叫黑山村的砖窑,蒋老板只不过是一个前台所谓的老板而已,真名叫蒋正丰,后面真正的老板是他的父亲蒋文化,虽然只是这个黑山村的村支部书记、县人大代表,但却是一个小人物干大事业。惹出了这么一个大事件,这个砖窑是一个无任何手续的非法砖窑。
蒋正丰承包着黑山村山头,遂于六年前开办了砖窑,从山上挖粘土烧砖。据村民说,由于蒋正丰不懂行,头两年并没有盈利,还欠了几十万元贷款。蒋正丰后来才想到了非法用工这一个办法。
正常情况,开一个砖窑,窑主负责办理各种手续,并建好砖窑,添置各种机械设备,大约需要先期投入四五十尤万元,属于投入较低的行业。整个制砖流程包括:用铲车挖取土、用传送带将取来的土填到制砖机里、用制砖机压出砖坯、将砖坯晾晒、晾好的砖坯送进砖窑、烧窑、出砖。整个流程中,除了烧窑需要掌握火候,要求较高技术和经验,其他几乎都是简单重复的力气活,劳工进入门槛很低。
三江省地处黄土高原,粘土随处可寻,气候干旱少雨且地势多为坡地,土层可以逐层挖掘利用。同时,三江省煤产量丰富,为烧窑提供了低廉和运输方便的能源。
投入成本少、劳动技术含量低、资源丰富,这三个特点是三江省大量出现砖窑的关键因素。此外,大量富余劳动力涌入三江省,也正好满足了砖窑的用工之需。
其实,砖窑是一个利润空间极低的行业。当地每块砖市场价格在1角至1角2分钱左右,成本则高达7分至9分钱。这意味着,即便是一个成规模的砖窑年获利最多也就30万元,且至少两年后才能收回先期投入。因此,开砖窑要想获利,惟一途径便是压低成本。
在三江开砖窑,由窑主负责办理开窑手续、建砖窑、添置机械设备,供应粘土、煤等耗材,支付水电等支出,烧窑师傅也是窑主自己雇。剩下的力气活,挖土、填料、压砖坯、进砖坯、出砖,窑主一般都包给包工头,由其组织人手来完成。显然,以上诸多环节中,压低成本的办法只有两个:一是不办理开窑手续,这样可以节约费用。开办一个正规砖窑需要如下手续:同村集体签订土地承包合同,支付承包金以及土地赔偿金、土地平整费;办理相关证件,包括工商登记、乡镇企业登记、到国土部门办理采矿许可证、税务登记、环保审批、安监审批,公安审查、劳动监察部门审批等。以上环节先期投入总计超过二十万元,每年纳税、各部门年检等也需要不菲的花费。降低成本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压低劳动力成本。但烧窑师傅有手艺,不能得罪。窑主一般都是每出一万块砖坯支付包工头一笔报酬,由包工头自行分配。由于利润空间不大,包工头为了获利,惟一的选择,就是最大限度地压低那些“力气活”的成本。这才有非法用工产生的利益所在,即使用奴工,尤其是童工、智障工。道理很简单,这些人“听话”、“好管教”。
调查发现,这个砖窑是一个无营业证、资源许可证、税务登记证的家庭作坊式砖窑,建在村支部书记家一墙之隔的地方,而且砖窑的老板就是村支书的大儿子,砖窑建了五六年了,老板下面还有包头工,签定有相关的不合常理的承包协议。调查组获得的石城县黑山村蒋正丰黑砖窑的上百名受害人名单显示,其中来自十三个省份,被抢、被骗、拐卖来而的都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,只有近30%是正常用工。
这种情况不是当地没整治过,而是整治当年好一些,过后照旧。打击之后要不了几个月就死灰复燃,甚至比整治前还增加许多。慢慢的当地就不整治了。按调查组下去之后,一些人士所讲,“每次打击都是风头一过,所有的监管、检查就成了走过场。”
由此可见,政府监管的缺位,表明了一个现实: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村地区的小作坊、小煤矿、小工厂等基本处于失察和失控的状态;加之一些干部、公职人员的失职渎职,包庇纵容甚至充当黑后台和“保护伞”,使得一些非法窑主得以为所欲为、滥施淫威,曾家辉在调查中了解到,县劳动监察大队检查一个砖窑,发现有一个外地年仅十六岁的少年,属于未成年人。检查人员当场罚了砖窑两千块钱,并让窑主支付了少年一千块工钱,然后带走准备送其回家。可是,在离开这个乡的途中,这位少年却被“护送”他的一名劳动监察队员私自送到了自己亲戚开的砖窑,而且把人卖了一个好价钱。
这已经构成玩忽职守与滥用职权罪。
为什么官员会失职渎职,甚至与黑恶势力狼狈为奸?曾家辉在调查中了解到,这些黑砖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存在,经营多年后,利用地缘、血缘和业缘关系,已经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经济、行政乃至司法。近年来,尤其是税费改革之后,农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,原有社会结构已经大部分解体,部分乡村社区出现“权力真空”。在这些家族势力、黑恶势力的强势面前,农村的基层治理逐步丧失效力,甚至成为黑恶势力的附庸和其做大做强的“帮凶”。他深切地感受到,在三江省这个现实世界里,劳动力价格的绝对下限,取决于最基本的人权能否得到保障。这决定于政府在其神经末梢能否有效行政,决定于一个社会能否自我维系基本的道德底线。
最为令他痛心的是,在三江省的黑砖窑里,许许多多被奴役的劳工们,最真切地体验到了两者缺失带来的苦难。
在黑山村黑砖窑的调查中,曾家辉离开村子时,一对中年夫妇站在村口拦住了他,这是黑山村本地村民。一年前他在当地一个煤矿打工时受伤,矿主置之不理,他的工资和医药费至今分文未得,“我们比砖窑里的那些人也好不到哪儿去,我们的事能解决吗?”
他似在问曾家辉,又似在喃喃自语。此时,天空还下着雨,沥沥的雨声中,他的声音几乎难以听闻。但曾家辉还是听了个清清楚楚,他点头道:“一定会解决的。”
两天之后,黑山村所在的当地镇党委书记、镇长已到有关部门接受调查。核心原因是蒋正丰黑砖窑就开在他们主政期间,而且乡里的部分干部和村民证实,“蒋正丰的黑砖窑根本就没取缔过,都被钱给买了。”
三江省召开了全省进一步整治非法用工、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及督查工作会议上,省政府在会上对“黑砖窑”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。认为黑砖窑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“没有敏锐把握络、媒体的舆论动向,及时做出正确的回应。”
虽然这一反思尽管来得迟了一些,但一语中的。
媒体一下子就敏锐起来了。
电视节目影响不断扩大,随着络的介入转载,全国范围内更加关注。
此后几天内,全国媒体迅速介入。黑砖窑事件成为国内各大门户站的头条新闻,在舆论的高度关注下,接下来是一系列高层领导对黑砖窑事件做出批示。随着官方态度的明朗化,媒体对黑砖窑事件的关注度持续升温,在此后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,黑砖窑事件始终占据着各家媒体、站的头条新闻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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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路无疆-1005一语中的
周权想了一下,“也就是五六天前的事吧。”
“哦?”
曾家辉明白了,那个时间正是调查组进驻三江省的时候,看来就是在整治非法雇佣劳动用工和打击“黑砖窑”专项行动进行督察和指导之际,下面的黑砖窑倒是“放人”及时,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情?
“所以你就真的能走了?”
“嗯,可刚出厂里,就有人上门查砖窑了,我们就被带了过来。”
原来如此!
看来窑主们还真是得到了消息,只是消息略偏晚了一点点而已。
几天来,石城县委宣传部已经记不清接待了多少批记者。石城县瞬间成为全国的新闻热点,整个宣传工作甚至一时无法反应过来。
“其实石城县的砖窑并不是三江省最多的。”
在调查组面前,石城县委书记高原明略带委屈地告诉曾家辉,“目前全县的砖窑,不论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,都在停工整顿。”
引发此次事件的砖窑,就是曾家辉卧底的那个处在石城县一个叫黑山村的砖窑,蒋老板只不过是一个前台所谓的老板而已,真名叫蒋正丰,后面真正的老板是他的父亲蒋文化,虽然只是这个黑山村的村支部书记、县人大代表,但却是一个小人物干大事业。惹出了这么一个大事件,这个砖窑是一个无任何手续的非法砖窑。
蒋正丰承包着黑山村山头,遂于六年前开办了砖窑,从山上挖粘土烧砖。据村民说,由于蒋正丰不懂行,头两年并没有盈利,还欠了几十万元贷款。蒋正丰后来才想到了非法用工这一个办法。
正常情况,开一个砖窑,窑主负责办理各种手续,并建好砖窑,添置各种机械设备,大约需要先期投入四五十尤万元,属于投入较低的行业。整个制砖流程包括:用铲车挖取土、用传送带将取来的土填到制砖机里、用制砖机压出砖坯、将砖坯晾晒、晾好的砖坯送进砖窑、烧窑、出砖。整个流程中,除了烧窑需要掌握火候,要求较高技术和经验,其他几乎都是简单重复的力气活,劳工进入门槛很低。
三江省地处黄土高原,粘土随处可寻,气候干旱少雨且地势多为坡地,土层可以逐层挖掘利用。同时,三江省煤产量丰富,为烧窑提供了低廉和运输方便的能源。
投入成本少、劳动技术含量低、资源丰富,这三个特点是三江省大量出现砖窑的关键因素。此外,大量富余劳动力涌入三江省,也正好满足了砖窑的用工之需。
其实,砖窑是一个利润空间极低的行业。当地每块砖市场价格在1角至1角2分钱左右,成本则高达7分至9分钱。这意味着,即便是一个成规模的砖窑年获利最多也就30万元,且至少两年后才能收回先期投入。因此,开砖窑要想获利,惟一途径便是压低成本。
在三江开砖窑,由窑主负责办理开窑手续、建砖窑、添置机械设备,供应粘土、煤等耗材,支付水电等支出,烧窑师傅也是窑主自己雇。剩下的力气活,挖土、填料、压砖坯、进砖坯、出砖,窑主一般都包给包工头,由其组织人手来完成。显然,以上诸多环节中,压低成本的办法只有两个:一是不办理开窑手续,这样可以节约费用。开办一个正规砖窑需要如下手续:同村集体签订土地承包合同,支付承包金以及土地赔偿金、土地平整费;办理相关证件,包括工商登记、乡镇企业登记、到国土部门办理采矿许可证、税务登记、环保审批、安监审批,公安审查、劳动监察部门审批等。以上环节先期投入总计超过二十万元,每年纳税、各部门年检等也需要不菲的花费。降低成本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压低劳动力成本。但烧窑师傅有手艺,不能得罪。窑主一般都是每出一万块砖坯支付包工头一笔报酬,由包工头自行分配。由于利润空间不大,包工头为了获利,惟一的选择,就是最大限度地压低那些“力气活”的成本。这才有非法用工产生的利益所在,即使用奴工,尤其是童工、智障工。道理很简单,这些人“听话”、“好管教”。
调查发现,这个砖窑是一个无营业证、资源许可证、税务登记证的家庭作坊式砖窑,建在村支部书记家一墙之隔的地方,而且砖窑的老板就是村支书的大儿子,砖窑建了五六年了,老板下面还有包头工,签定有相关的不合常理的承包协议。调查组获得的石城县黑山村蒋正丰黑砖窑的上百名受害人名单显示,其中来自十三个省份,被抢、被骗、拐卖来而的都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,只有近30%是正常用工。
这种情况不是当地没整治过,而是整治当年好一些,过后照旧。打击之后要不了几个月就死灰复燃,甚至比整治前还增加许多。慢慢的当地就不整治了。按调查组下去之后,一些人士所讲,“每次打击都是风头一过,所有的监管、检查就成了走过场。”
由此可见,政府监管的缺位,表明了一个现实: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村地区的小作坊、小煤矿、小工厂等基本处于失察和失控的状态;加之一些干部、公职人员的失职渎职,包庇纵容甚至充当黑后台和“保护伞”,使得一些非法窑主得以为所欲为、滥施淫威,曾家辉在调查中了解到,县劳动监察大队检查一个砖窑,发现有一个外地年仅十六岁的少年,属于未成年人。检查人员当场罚了砖窑两千块钱,并让窑主支付了少年一千块工钱,然后带走准备送其回家。可是,在离开这个乡的途中,这位少年却被“护送”他的一名劳动监察队员私自送到了自己亲戚开的砖窑,而且把人卖了一个好价钱。
这已经构成玩忽职守与滥用职权罪。
为什么官员会失职渎职,甚至与黑恶势力狼狈为奸?曾家辉在调查中了解到,这些黑砖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存在,经营多年后,利用地缘、血缘和业缘关系,已经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经济、行政乃至司法。近年来,尤其是税费改革之后,农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,原有社会结构已经大部分解体,部分乡村社区出现“权力真空”。在这些家族势力、黑恶势力的强势面前,农村的基层治理逐步丧失效力,甚至成为黑恶势力的附庸和其做大做强的“帮凶”。他深切地感受到,在三江省这个现实世界里,劳动力价格的绝对下限,取决于最基本的人权能否得到保障。这决定于政府在其神经末梢能否有效行政,决定于一个社会能否自我维系基本的道德底线。
最为令他痛心的是,在三江省的黑砖窑里,许许多多被奴役的劳工们,最真切地体验到了两者缺失带来的苦难。
在黑山村黑砖窑的调查中,曾家辉离开村子时,一对中年夫妇站在村口拦住了他,这是黑山村本地村民。一年前他在当地一个煤矿打工时受伤,矿主置之不理,他的工资和医药费至今分文未得,“我们比砖窑里的那些人也好不到哪儿去,我们的事能解决吗?”
他似在问曾家辉,又似在喃喃自语。此时,天空还下着雨,沥沥的雨声中,他的声音几乎难以听闻。但曾家辉还是听了个清清楚楚,他点头道:“一定会解决的。”
两天之后,黑山村所在的当地镇党委书记、镇长已到有关部门接受调查。核心原因是蒋正丰黑砖窑就开在他们主政期间,而且乡里的部分干部和村民证实,“蒋正丰的黑砖窑根本就没取缔过,都被钱给买了。”
三江省召开了全省进一步整治非法用工、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及督查工作会议上,省政府在会上对“黑砖窑”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。认为黑砖窑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“没有敏锐把握络、媒体的舆论动向,及时做出正确的回应。”
虽然这一反思尽管来得迟了一些,但一语中的。
媒体一下子就敏锐起来了。
电视节目影响不断扩大,随着络的介入转载,全国范围内更加关注。
此后几天内,全国媒体迅速介入。黑砖窑事件成为国内各大门户站的头条新闻,在舆论的高度关注下,接下来是一系列高层领导对黑砖窑事件做出批示。随着官方态度的明朗化,媒体对黑砖窑事件的关注度持续升温,在此后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,黑砖窑事件始终占据着各家媒体、站的头条新闻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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